发往北京《时代》杂志社的一箱《时代》杂志，到达时是一个空箱，里面只有一个海关留下的纸条。所有5月14日这期的以“中国丑闻”为封面的《时代》杂志都已经被“海关和谐了”。显然，有海关官员负责计数了每一本被没收的杂志，收据显示，他们没收了这62本杂志。在海关文件的底部，有五个选项（可以勾选），这些选项描述了这些被没收杂志的可能命运：1.返回发件人 2.要征税 3.待检查4.待声明 5.待处理。62本杂志落在了最后一项。他们正在被“处理”。
5月14日这期的《时代》杂志，封面是薄熙来，这期被禁止在酒店和其他地方发放。而下一期的杂志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维权律师陈光诚的，这一篇文章被从每一本杂志上撕下去，才得以入关。这样的审查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越来越多，看来是（当局）对在中国的外媒加强控制，甚至是恐吓的新举措。本月稍早，一位备受尊重的半岛电视台英语台的记者被驱逐，原因是违反了不知名的法规。最近，十几位驻北京的记者被地方安全官员召见，被警告如果他们试图去访问陈光诚被软禁的医院，将被吊销签证。
回到62本失踪的《时代》杂志，他们被谁“处理了”？海关收据上说我们可以联系首都海关办公室，取回杂志，或许我们可以拿回来？
《时代》杂志社的Jessie Jiang开始打电话。她首先打了收据上的北京海关办公室的电话。很多次不通之后，终于有人接受了《时代》杂志的问询，一名海关官员解释说，杂志被没收很可能是因为那一期的“敏感性”。该名海关官员告诉Jessie：“你知道，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一贯很严格。”
北京海关表示，他们无权允许这期杂志发行，除非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函。但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几名工作人员说，他们那里没有员工处理这样的事项，他们也从未就被海关没收的决定写过信。一名官员告诉Jessie：“这里是中国。我们不允许外国杂志发行。”（北京高档报摊上外国出版物随处可见，他们的说法显然是不实的）
于是，Jessie试图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打电话。有几天时间，电话无人接听。直到5月17日，终于有人接了她的电话。一名妇女说她无权处理，那位有权处理的同事“正在开会”。该名女士告诉Jessie，她的同事会回电话。不用说，Jessie从未接到回话。
几天后，Jessie最后一次试图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打电话，另一位官员接了电话。这名官员用教训的口吻厉声说，如果海关没收了62本杂志，“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如果《时代》真的想要拿回杂志，需要联系国有进口公司与他们联系。但是，正如《时代》杂志所知，没有国企敢为了外国媒体的敏感杂志而冒险。所以《时代》杂志到此无路可走。
《时代》杂志失踪事件就像是中国如何运作的一个缩影。事件凸显了当局的紧张。模煳的法规条例被抛出来作为镇压的合法性。发出的一张薄纸，上面盖着红印，但却没人愿意承担责任。电话没人接听。谁知道下一期《时代》杂志的命运会如何？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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