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

信源：《日本经济新闻》

受领土问题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面临着考验。拥有世界第2大和第3大经济规模的中国和日本在贸易及投资等经济层面相互依存，两国交恶恐将导致世界经济出现动荡。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已经走过了40年的今天，中国和日本该如何打交道？日媒分析称，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挑起事端的日本重返“搁置”局面，中日钓鱼岛危机才能化解。

9月9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表情严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日本的“国有化”是非法的、无效的，要求撤回决定。双方只进行了15分钟的简短交谈，当时日语和中文翻译人员都不在场。胡锦涛主席的话先由中方人员翻译成英语，然后由日方人员翻译成日语给野田。本来就不长的交谈大多是翻译在说话，胡锦涛真正讲话估计也就几分钟的对日警告。

就在胡锦涛作出强硬谈话的第二天，日本做出“国有化”的决定。这让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原定在北京举行的邦交正常化40年纪念仪式也被取消。如果两国的各种沟通渠道发挥了作用，也许会找到办法。

在从长期视点进行分析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时，经济快速增长而有了自信的中国的意识变化很重要。中国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的年份分别是2003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2年。从进入21世纪的战后第60年前后起，中国多次发生反日游行。并不直接了解抗日战争、生活条件优越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1978年秋季，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访问了日本，第二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笔者从当时负责采访的老记者口中听说了大平和小平只间鲜为人知的对话。大平问：“革命是什么？”，邓小平思考良久回答：革命就是提高人民的工资。

首先要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引进了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资本。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梦想是家里摆着日本家电。中国引进的日本技术的集大成就是如今纵横中国的高度铁路。

那么，如今的激烈反日情绪又是从何而来呢？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是1998年。当时的中国GDP仅为日本的4分之1，当时中国并没有反日游行的舆论氛围。

而到2005年时，持续的高增长让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逼近日本，当时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在21世纪的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了2个经济大国并存的局面。正因为中日双方都还没有适应这种局面，摩擦得非常激烈。

精通中日关系的中国经济专家分析说，“因经济迅猛增长而自信过剩的中国不喜欢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因经济低迷丧失了自信的日本也对日益壮大的中国过度恐惧。双方都无法客观地看待对方”。

中日对立的现在，两国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官方和民间众多领域的很多交流都中断了，因此越来越难了解真实的对方。要治愈彼此的心理疾患，需要花时间建立扩大多种沟通渠道。政治有责任打开局面，民间也应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收归“国有化”的9月1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行演说时自信地表示，过去10年中国经济规模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2位。中国国内充满了已经不需要依靠经济规模上已落后的日本的氛围。

如果日本的巡视船和中国的海监船在东海发生碰撞，就会发生不测事态，占全球经济近20%的中日两国的人员、物资及资金的流动就将陷入停滞。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在减速。中日冲突将成为进一步打压世界经济的风险。

有没有解决目前中日危机的良策？虽然与日本有同盟关系的美国也是利益相关方，无法期待美国以第三方身份进行调解。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时提出过“搁置”争议。这是邓小平在看到日本方面强硬立场后提出的现实对策。而日本方面虽然从未承认过“搁置”，但在事实上一直默认了中国的解释。

中国外交人士指出，“购岛行为破坏了中日达成的历史共识。对中国国内无法继续用‘搁置’来说明。如果日本试图钻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前的空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目前局势虽然棘手，但中国方面在正式、非正式地提及“搁置”论。日本只有和中国共同探求重回“搁置”路线这一现实对策之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对话，到了两国首脑和外交当局贡献智慧的时候了。